医学科学家将成为“濒危物种”？

• 医学科学家将成为“濒危物种”？
  
  
  在很多人的眼中，治病救人是临床医生的天职，但他们的理论研究能力或许远不如科研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长期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深知临床亟须解决的问题，加之兴趣使然，一部分医生便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临床的问题，进而逐渐成长为兼顾临床、科研、教学的“多面手”。
  
  这些人通常具有医学博士学位，他们能够从临床和科研两方面汲取知识、发现问题、激发创意，并及时将实验研究得到的新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应用推广到临床，因此也经常被看作是连接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的“桥梁”。
  
  视线退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4名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科研背景的年轻医生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报到，开始作为美国公共卫生署（USPHS）军官履行兵役。这段为期两年的经历促使4名年轻的医生将科研纳入其职业规划。
  
  最后，这4名年轻医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发现癌基因；开展最终促使他汀类药物研发成功的研究；发现一个受体家族，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目前批准的所有药物中，有1/3以该受体家族作为靶点；更锦上添花的是，他们获得了4项诺贝尔奖。这四位医学科学家是Harold Varmus、Michael Brown、Joseph Goldstein以及Robert Lefkowitz。
  
  但近些年，这一群体的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NIH原主任James Wyngaarden就发出警告称，临床医学科学家将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他表示，如今NIH批准的申请和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员数量依旧处于稳定增长，但美国医学科学家数量仍然不多，并且还呈现出了青黄不接的趋势。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医学科学家的官方统计数据，甚至连对什么样的临床医生才能被称为医学科学家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群体大多是“外表光鲜，内心辛酸”。他们需要忙于临床工作，还必须挤出时间做科研、搞教学，同时还可能从事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每天如同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医学科学家的培养并非靠“要我做”，更多应该是“我要做”。科研兴趣是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源动力，这尤其体现在医学院校学习期间以及强化临床培训期间。在这两个阶段，他们能够密集地接触基础科学课程以及各种科研机会。
  
  如果说上述两个阶段属于让医学生、年轻医生不断认同医学科学家身份的阶段，那么一旦他们成为了独立的低年资研究者，就进入了能否走上医学科学家之路的关键期。因为在这个阶段，一些年轻科学家需要面对家庭责任越来越重、临床的工作越来越多、职称评审越来越严格等诸多问题。如果再缺乏持续、强有力的科研支持且不能获得有保障的科研时间，年轻医学科学家的雄心壮志很可能就会逐渐消磨。
  
  当前和未来，我们依然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重振医学科学家队伍至关重要。我们既然希望他们能够在实验室、手术室、教室和家庭之间自由切换，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自由切换的“资本”，这不仅关系着你我的健康，更是全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