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一代全國農村留守兒童902萬

• 原標題：留守一代

  

  　　春節，山村裡兩輩、四位老人迎來兩個回鄉的孫女。孫女們雖在村裡長大，現已走出大山有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大孫女已經成家立業，這次帶著老公和孩子回家過年。劉飛越�攝

  

  　　村小放學后，幾位老人帶著各自的孫子、孫女往家走。孩子們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們常年由老人們看管。劉飛越/攝

  　　編者按

  　　農民進城產生留守兒童，全世界如此。但是，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深刻復雜。農民工融入之難，造就其家庭分割之劇，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無論是3年前父母一方或同時外出的6100萬，還是民政部等部門最近公布的父母皆外出的902萬，都是巨大的數字。如此眾多的留守兒童在家庭關愛缺失中成長，這是社會之痛。

  　　如果說當年農村父母與孩子分離，是生計所迫，社會和個人都有其正當性，那麼在我們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后，政府財政和家庭財產都已邁過拐點，這個正當性正在削弱。兒童保護權已應超越經濟發展權。

  　　今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這份高規格的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由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可以預見的是，留守兒童問題正迎來拐點。此時，一方面路徑漸顯，可以回望﹔另一方面面臨攻堅，急需推力。今年3月起，本報派出多路記者，歷時半年，採寫了這組全景報道。希望給這個世界級現象留下一個記錄，也希望它能有助於國家頂層設計得到有效落實。

  　　..........................................................

  　　曾經的留守兒童蔣能杰，如今留在村子裡，和自己兩歲半的兒子在一起。2016年夏天，坐在自己的農家小樓裡，蔣能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不會讓孩子離開自己。

  　　蔣能杰是少有的自覺抗爭者。為了不讓更多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大學畢業后，他成了一位獨立制片人，自費拍攝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工作室就設在農村家裡。

  　　蔣能杰的紀錄片已獲過各種大獎，2014年，《村小的孩子》獲鳳凰紀錄片大獎最佳長片獎。影片以幾個留守兒童為線索追蹤拍攝了6年，其間蔣能杰把公益互動做到了極致，但截至拍攝結束，留守孩子們的命運仍未有根本改變。

  　　最新的摸底調查印証了蔣能杰的感覺。中國目前有902萬父母皆外出務工的16周歲以下留守兒童。全國婦聯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父母有一方或雙方在外務工的留守兒童人數達6100多萬。

  　　英國BBC電視台在訪問村小孩子的父母后評論，農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包括犧牲孩子的童年。現代化就是一把雙刃劍，以往傷得更多是農村和農民。有觀眾在看完《村小的孩子》后，在影評中寫道：“應該反轉了，救救孩子。”

  　　其實受傷的不僅是這些孩子，還有整個社會。上世紀90年代成批出現的留守兒童，迄今已有一代人，有過無父（母）陪伴經歷的人約佔同齡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個人群中相當比例的人留有心理陰影，是整個社會的隱疾，負面影響正逐漸顯現。

  　　更讓人擔憂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現，這可能形成代際傳遞。“該調整的時候不調整，該反哺的時候不反哺，這必將埋下更大后患”，記者採訪的多名專家這樣警告。

  　　蔣能杰記得，有一次做完關於留守兒童的放映活動后，他曾和一個觀眾吵了起來。站起來發問的觀眾理直氣壯地說：“我該納的稅納了，你這個片子應該放給官員看。”蔣能杰告訴他：“你們不是沒關系的，他們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也可能影響到你的孩子。”他說著有點激動，“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沒有誰能置之度外。”

  　　社會之痛

  　　蔣能杰家的黃色小樓，矗立在村頭。這棟“名聲在外”的小樓，一層是小賣部，二層的一間則是匯集了各方捐贈的圖書室。如今這裡成了村裡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蔣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裡少見的青壯年。村子比蔣能杰小時候更空了，這個群山環繞的湘南村庄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現在，村裡10個孩子中就有8個是留守兒童。蔣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員，他上小學4年級時，媽媽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廣東，當了一名建筑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