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火车票的变迁：从“抓中药”到磁介质

• 　 2018年10月25日，北京南站，电子大屏幕上不断变换着当天运行的215趟列车的车次，天津、杭州、上海虹桥……二层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检票口、自动取票机前成了旅客最多的地方。而曾经是火车站一景儿的售票厅内排队的人却不超过3个。

  　　虽然到人工售票窗口买票的人少了，可56岁的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党支部书记康顺兴还是一丝不苟地对每个售票窗口进行着巡视。面对如今火车售票方式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干了34年的“老售票员”说：“不敢想象。”

  　　经历了硬板车票、粉纸车票、磁介质车票和如今的电子车票，康顺兴和小小的火车票一起，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通往高铁第一大国的历程。

  　　一把算盘一碗胶水 卖车票像抓中药

  　　1985年11月，从部队退伍的康顺兴走进了北京站当上了一名售票员，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4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买火车票可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手指一动票就有了。他回忆，那个年代，火车票预售期是3天，不过提前3天的车票，只能去东单、西直门、前门的预售处购买，北京站只卖当天和第二天的车票。

  　　“你看现在的售票窗口都贴着全国通售，以前啥样?售票窗口是按照线路分配的，去天津等方向的叫大东北线，设俩卖票口，去秦皇岛等方向的叫小东北线，设俩卖票口，京广线设俩卖票口……”旅客要是坐什么车得找到对应的窗口才能买到票，如果要想买其他省市的始发车票，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上班后，康顺兴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两个票柜、一台制号机、一把算盘、一把剪刀、一个糨糊盒，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铁路售票员的标配。

  　　“当时售票窗口不像现在都是大玻璃，看得一清二楚，就一个小窗口，高约30厘米，宽有20厘米左右。”康顺兴用手比划着窗口的大小。售票员与旅客无法面对面交流,只能通过麦克风。那个年代，买东西总希望看得见人，售票窗口总有一景儿，全是弯腰、探着脖子、歪着脑袋使劲往售票窗口里看的人。

  　　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90年代，铁路部门一直延续着硬板火车票的使用，康顺兴说刚上班的那几年，卖出一张火车票就像抓中药，得“配”。旅客来买票，不能直接给一张打上日期的硬板车票，得先看身边两条三合板上夹着的纸质票号，也叫“小条”。

  　　“这个小条可厉害，比如，旅客要买一张当天3.2元到天津的硬座车票，我得先从三合板上的票夹子里找到这趟车，某个车厢某一个座位的小条，有这个纸条说明车上有位置，把小条往胶水里一沾，在碗边上一捋，贴到印有发站、到站、有效期的预制硬板车票上才能卖给旅客，小条和车上的座位一一对应，保证不会把座位卖错。”

  　　硬座的普速车票最简单，要是赶上旅客买一张特快硬卧车票可就麻烦了。康顺兴说着手上比划开了，“先找到硬卧的小条，拿出来，按照规定，旅客必须先买一张普快硬座票，再附加一张硬卧票，再加一张特快票，小条贴好，三张硬板票一字排开，手里的算盘开始拨拉，噼里啪啦一阵响，算出总价，收钱，把三张硬板票一起交到旅客手里，才算完成，少一张都没法乘车。”这种票叫套票，售票员必须得打一手好算盘，业务纯熟，才能把票卖对了，销售这样的一套票起码要2分多钟。

  　　一张车票半个月工资 火车票里都是生活

  　　提起卖票的故事，康顺兴说票里都是生活。1986年的一天，一位大妈来到北京站康顺兴的售票窗口，买一张到合肥的硬座车票，19.9元，康顺兴报出票价后，只见大妈伸进来一只鞋盒子，哗啦就往桌子上倒，1分、2分、5分的钢镚噼里啪啦滚了一桌子，哎呦呦！老康的两只大手忙不迭地去按。“您怎么这么多钢镚啊！”“小伙子，大妈是卖冰棍的，这钱能买票不?”“行，您等着。”老康开始一枚枚地数起了钢镚。

  　　同年夏天，一位农民大叔到老康的窗口买票，上海一张硬座，27.6元，得嘞，老康出完票，发现小窗口外没了人影，他探身使劲向外看，嘴里喊着:人呢?“人在呢！”大叔正在解一只半高帮的军靴鞋带，从里面掏出了几张粘在一起的10元工农兵大团结，一张张地揭开，放在了柜台上。看着湿乎乎的大团结，老康默默地接过了钱。“刚上班那会儿，我一个月工资才38元多，大叔一张车票就半个多月的工资，怕丢了，我们理解。”

  　　一键卖票 粉纸车票代替硬板车票

  　　老康拿着一张粉色的软质车票感慨地对北青报记者说：“它的出现彻底解放了售票员的工作，当时我们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997年前后，一种粉色的软纸火车票出现了，“硬板车票”随之消失，这种淡粉色铺底的车票比硬板车票大了三倍多，车票上第一次有了二维码。使用这种车票后，售票时间也由过去的手工售票最快的每张96秒缩短至3到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