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规范“中成药”的使用

• 　　许多人都发现：这两年去医院看病，医生开出的处方里，品类总是很齐全，既有西药，也有“中成药”。那就有疑问：在两三年以前，一般医生的处方里为什么很少有“中成药”？如果“中成药”都非常有疗效，那么，在相当部分处方中应该是可以取消西药的，为什么西药几乎又必不可少？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那是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店员先给了我西药，然后又给我拿“中成药”，我就问：这“中成药”治什么？店员回答说：要辅助西药吃啊，对身体的伤害性小。这玩意儿，难道还有养生的学问在里面吗？

  　　其实，我想我能够从经济角度给予解释。医生的处方里多了“中成药”，那是因为近几年来，公立医院实行“零差价”制度。即原则上说，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是零利润的。至于医院的药是否因此比药店更便宜了，我们不在这里说。原则就是原则，你可以说它没有被执行得很好，但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只不过，这原则中包含有例外的情况，就是“中成药”可以加价。开出更多的“中成药”，医院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对于中药、祖国传统医学，我这几年并不是很排斥了(以前真的很排斥)。大约3年前，我老爹突然无法走路，去本地的三甲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需要手术，要上支架。然后我在网上查了查，看到有文章说这个病实际上病因不明，一般是多休息争取自然恢复，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手术，且手术有风险、后果不可逆。我老爹这人还是比较“坚强”，又心疼钱，说先回去躺两天，看能不能自然好。结果，回去后更疼了，已经无法走到医院。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在我们楼下的一个中医小诊所去扎钢针，一共扎了4针。那医生也说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他肯定是治不好，但他能缓解疼痛，只不过疗效究竟有多久得看运气。没想到效果还真好。已经快3年了，再也没有复发过。我想，这至少说明：我老爹的病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不是到了必须手术的地步，本地三甲医院有过度医疗之嫌；祖国传统医学确有些实用之处。

  　　对祖国传统医学展开研究，使得其中的成果服务于现代人，这很好啊。然而，我极其反感上述的“中成药”可以加价的例外情况。

  　　今时今日，“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大前提深入人心，无须作过多解释。因此，在制度意义上，如果说对于祖国传统医学的特别扶持有现实意义，那扶持只能在研究阶段。在此阶段中，各级政府可以立项对相关机构、项目、人群给予财政补贴。但到了应用阶段，则万药平等。病痛之前，没有西药与“中成药”之分，只论哪种药的疗效好。医生开处方，也没有西药与“中成药”之分，只论哪种药的疗效好。既然规定公立医院实行“零差价”制度，那么，无论卖西药还是“中成药”，公立医院都只能在原则上保持零利润。

  　　公平竞争，越有疗效的药越可能胜出。加上在研究阶段对祖国传统医学实施特别扶持，其中的实用之处一定会被发扬光大。反之，在应用阶段实行不平等倾斜，非常可能导致医院、医生多开药甚至滥开药。“是药三分毒”，吃多了肯定没好处。而且，既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了医保体系的支付压力。

  　　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在逻辑上通。逻辑上通，现实操作中也不一定成功，因为现实社会的运行实在复杂。但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在逻辑上已经不通，它的现实操作一定是混乱的，弊端日甚一日，终于将无法收拾。

  　　关于特定的制度，我可以想到许多阴暗的设计。譬如扶持祖国传统医学需要钱，而将扶持限制在研究阶段，投入全部由财政买单；将扶持放在应用阶段，特别对于门诊病人，药费基本自费，在此特定环节上便是将扶持款转嫁给患者承担了。这个时候，放在第一位的不再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金钱方面的算计。凡此种种东西，谈多了没意思。我们尽可能谈谈光明的东西，谈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则必须怎样做。制度光明，才有秩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