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血”到产业扶贫，中国减贫模式对东盟国

• “农村合作社如何运作？”“什么是精准扶贫？” “村民花了多久时间脱贫？”“土地归谁所有？”“政府给了贫困户哪些补贴？” “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脱贫成就的秘诀在哪里？”…
  

  从踏上广西的那刻起，印尼民主斗争党教育培训部主任兼国会议员伊娃·孙达丽便寻思着如何将中国减贫故事传达给她所在的政党。
  
  2018年，印尼的贫困发生率为9.8%，是1975年的四分之一。但这个新兴中等收入国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颇为曲折，主要成就集中在上世纪下半叶，贫困率从1975年的40%降至1993年的13.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该国贫困人口出现大规模反弹，尽管危机过后的经济形势稳步回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857美元飙升至2017年的3847美元，但如何使印尼的贫困率降到10%以下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关口。除了2018年贫困率是9.8%，此前几十年印尼的贫困率都在10%－20%徘徊——减贫确有成效但进展略为缓慢。
  
  “我认为农村差异化贫困是减贫工作停滞不前的主因，中国实施精准扶贫对症下药，其理念和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孙达丽一边吃着南宁新江镇“摘帽”贫困村自产的荔枝，一边向澎湃新闻()说道。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近些年通过实施精准脱贫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4%以下，引发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国家及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和赞誉。
  

  

  东盟国家政党人士考察南宁新江镇“摘帽”贫困村。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中国和东盟等周边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带着对中国减贫模式的探求，应中联部邀请，东盟国家执政党干部和文莱政府有关事务官员组成东南亚执政党干部考察团近期来到南宁，从一域窥视中国推进精准脱贫的精彩故事。
  
  “造血”扶贫感触深
  
  村民韦庆成特意穿上了一身传统壮族服饰，领着东盟外宾们参观他的四层小洋楼。“我家正在装修呢！”韦庆成自豪地说，指着家门口堆放着的腻子粉、瓷砖等装修材料。4年前还和家人挤在一间27平米小屋内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在花甲之年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2015年，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南宁创丰吴茱萸合作社成立，并开始在新乐村那贡坡移民安置点推广种植中药材吴茱萸。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合作社负责种苗、肥料、技术、销售，农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收成之后，农户得七成，合作社收三成。
  
  尽管对这种新作物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出于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和强烈求变之心，韦庆成拔掉了相当于自己全部身家的四亩已发芽的甘蔗地，种上了吴茱萸。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技术缺失，吴茱萸出现死苗情况，当时许多村民嚷嚷着要种回甘蔗。但韦庆成依然坚持，靠政府给的补贴补种了死苗，还积极说服其他贫困户不要半途而废。
  
  在合作社的领导及韦庆成的辛勤耕耘下，原本需要两年才能结果的吴茱萸，只用了16个月就结出了果实。2017年底，韦庆成一家顺利脱贫；2018年，他从合作社分红9万多元，加上卖出吴茱萸种苗挣得7万多元，全年收入16万多元。
  

  

  “摘帽”贫困户韦庆成与东盟政党人士。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图
  
  韦庆成的勇气和坚持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东盟国家政党人士，越南共产党中央民运部中部西原地区常务办公室主任黎光全还将象征着越南的金莲花徽章别在了韦庆成的衣服上。
  
  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最新报告指出，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减贫方面的主要挑战。此外，这些国家依旧延用着以中央政府为主、自上而下的干预式扶贫模式。
  
  中国在扶贫开发进程中逐渐意识到，以“输血”为主的干预式扶贫可能导致扶贫项目偏离贫困需求，甚至会让贫困人口对政府扶持补贴政策产生过度依赖。因此，中国的扶贫模式也顺势转向“造血”模式，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市场渠道和人力资本建设，让贫困人口在较为完善的外部环境下得以实现自我积累和发展。走出一条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自力更生的扶贫路。
  
  东盟政党外宾对中国的“造血”扶贫模式均表示认同，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圣佩德罗市委员会秘书长卡隆·埃姆巴耶克称，希望菲律宾也能学习中国授人以渔的减贫方法，动员群众，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一同参与到减贫工作中来。
  
  中国扶贫经验为东盟国家执政党提供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