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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抗疟史与“神药”青蒿素  
  本报记者 韩 霁  
   
   
  

  

   
  △ 屠呦呦（左）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说：“青蒿素的治病机理还未完全弄清楚，要继续研究。”
  ◁ 屠呦呦（左）与当年曾在一起攻关的陈可冀院士互相祝贺。
  本报记者 韩 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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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青蒿素因有效抑制疟原虫而惠及众生。

  疟疾，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是人类可怕的敌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古老而顽固疾病的抗击，而抵御疾病、挽救生命也就成了医学与生命科学最崇高的使命。

  疟疾，为什么可怕

  近200年来，随着流行病学的进步，大部分致命传染病已被消灭，但疟疾仍是横亘在人类生命健康面前的一道可怕鸿沟——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大约40%的人口受疟疾威胁，每年有3.5亿至5亿人感染疟疾，超过100万人死亡。

  疟疾有多可怕？作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早在2000年前，疟疾的阴影就在全世界飘散。公元5世纪，强盛的罗马帝国版图不断扩大，然而，一场瘟疫却毫无征兆地袭来，每天夺去数千人的生命，一半居民死于此病。

  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疟疾大流行。20世纪初的云南思茅，曾有3万人口，疟疾反复流行30年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只剩900多人。

  所有的疟原虫都发源于非洲，至今非洲仍然是受疟疾威胁最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将欧洲殖民者首先征服的是万里之外的美洲，而不是距离更近的非洲的原因，归结为疟疾对入侵者的强大杀伤力。其掠夺生命的速度，犹如“死神的镰刀”。

  在无法通过科学手段确定传染源的情况下，古人认为疟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古代中医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将疟邪亦称为瘴毒或瘴气。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

  随着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疾病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880年，法国军医拉弗朗在检查疟疾患者时，偶然用显微镜发现了一种月牙形虫体，由此找到了导致疟疾的真凶——“疟原虫”。他因发现疟原虫而被授予190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892年，英国医生罗斯在刚吸过疟疾病人血的按蚊的胃里，发现了数百个疟原虫卵囊。因此证实蚊子就是疟原虫传播的“罪魁”。罗斯因这一发现被授予190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抗疟，另一个战场

  面对疟疾的可怕威胁，人类一直在寻找对抗疟疾的办法。传统中医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根据征候的不同，分别结合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化浊开窍等治法进行治疗。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

  实际上，在疟原虫被发现的几百年前，人类就发现了较为有效的抗疟药物。

  1630年，西班牙传教士朱安·鲁珀到秘鲁的印第安部落发现当地人用一种叫“金鸡纳”的热带植物的树皮，治疗疟疾有效，他把这一发现记录下来，并由此传播。

  1693年，康熙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献上金鸡纳提炼出的药物，康熙很快被治愈，金鸡纳的特效药也在中国获得传播。但金鸡纳树种植难度大，本身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有时比疟疾更致命。

  直到1820年，一位法国医生在金鸡纳树皮中提纯出了有效抗疟成分——奎宁后，人类似乎找到了一只“抗疟”的盾牌。

  “一战”爆发，美国从海上封锁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切断了欧洲对奎宁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无奈，德国只好通过化学合成发明了与天然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疟药氯喹。

  德国人一直对氯喹保密，直到“二战”时，北非的美军从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搜到一种白色药片，经检验分析才得知。同样剂量的氯喹，疗效是奎宁的10倍，而且副作用小。美国人迅速合成出这一“神药”，二战期间美国生产了数以吨计的氯喹，其对战争的作用超过很多武器。随着氯喹迅速普及，全球疟疾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战场往往是瘟疫流行的温床。疟疾的阴影笼罩着越南战场，昔日“抗疟神药”氯喹神威不再，其他抗疟药物都失灵了。

  人们再次失去了抗疟护盾，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