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群体

•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群体
  
  
      26名两院院士，50多位军事医学学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学家，500多名高级专家和百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人才队伍薪传火继，血脉相承，生生不息。记者 邵龙飞摄
  
      船
  
      一艘艘航船，载着一颗颗火热的报国心驶抵祖国的海岸。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一艘船，改变了周廷冲、黄翠芬夫妻的人生方向。一艘又一艘船，影响了中国军事医学发展的方向。
  
      或历经险阻，或抵住诱惑，一批批专家学者先后返回祖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一张世界地图上，他们归来的航迹如一道道光线，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终点的高光之处，正是当年刚刚组建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改革开放后，留学热再起。据统计，军事医学研究院先后有4000多人次出国学习交流。学成之后，他们的航迹如燕子归巢……
  
      曾有人问黄翠芬当年为什么回国，她淡淡地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回国更加不需要理由。
  
      和前辈回国面对的一穷二白截然不同，今日归来的年轻人，拥抱的是条件优渥活力迸发的科研沃土、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巨大舞台，遇见的是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新时代。
  
      “无论政策制度、环境条件、技术支撑还是学科支持，都是第一流的。”一位年轻“海归”告诉记者，“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给我们提供了能干事、干成事、成大事的历史性机遇。”
  
      昨天那艘归船，海外游子归心似箭。今天这片征帆，戎装学者从容自信。
  
      由贺福初院士领衔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使中国成为该项国际研究计划的主席国。计划启动初始，共吸引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中外科学家参与。
  
      2015年5月，陈薇团队研发的埃博拉疫苗赴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开展临床试验。2017年10月，该疫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成为全球同类疫苗中首个获批生产的新药……
  
      星
  
      庞大的星座中，有很多看不见的巨星，它们光芒四射，却并不在人们的视野
  
      大院绿荫掩映处，碧池天光云影，回廊曲径通幽。
  
      一抬头，就能看见垂檐悬挂的一幅幅科研专家挂像，乳白色的射灯下，星光熠熠令人惊叹——
  
      26名两院院士，50多位军事医学学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学家，500多名高级专家和百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
  
      星斗满天，光芒四射。然而，有一些巨星，却并不在人们的视野。
  
      那一次，一位上海来的客人，阴差阳错敲开老教授宋鸿锵的门，不由怔住：“宋鸿锵？你……还在？！”
  
      宋鸿锵曾经是活跃在学术讲坛的医学专家，论文专著颇有影响，并兼任上海化学和药学两个学会的青年理事。正当在学界备受瞩目时，宋鸿锵却从讲坛突然消失了。
  
      敲门的友人，是当年上海药学会的秘书长。老秘书长无法理解：当年才华横溢的年轻理事，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医学研究，为何至今默默无闻？
  
      他不知道，这些年宋鸿锵在科研上早已取得重要突破，研制出国际领先水平的药物。组织上推荐宋鸿锵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天，宋鸿锵把一张空白的申请表送了回来……
  
      由于军事医学研究的高度保密性，许多人对自己做的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和宋鸿锵一样，柳支英、周金黄、张其楷、蒋豫图、邓蓉仙、李逸民等被称为“无冕院士”。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徜徉于大院东南角的军事医学博物馆，记者偶然从一幅合影照片中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照片中的屠呦呦风华正茂，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彼时，她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刚刚加入“523”项目。
  
      照片中的屠呦呦，如今已名满天下。而参与“523”项目的众多科研人员，却不为大众所知。参与者之一周义清教授直到离休，仍然是一名副研究员。
  
      有人为周义清惋惜，有人感到不解，鲜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周义清冒着枪林弹雨在疟疾肆虐的战场调研，归来和同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不久后，“523”项目启动。
  
      此后，他长时间工作在疟疾高度流行区，先后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他的就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魂
  
      这里没有单纯的“个人奋斗”，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大写的“家国”
  
      研究院至今珍藏着两张摄自战场的照片——
  
      一张是在朝鲜战场，专家柳支英正在给官兵讲授吸血昆虫防护知识。这堂课结束后，他乘坐的车为躲避敌机轰炸翻倒，他断了好几根肋骨。
  
      一张是在西南战场，一间用茅草和竹竿搭成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用显微镜观察刚刚捕获的蚊虫。观测完毕、收拾仪器，他们前脚刚刚迈出草棚，一架敌机投下炸弹，草棚夷为平地。
  
      因战而生、为战而研，他们把论文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研究员王德文，全程参加我国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经历了当年的核试验。当惊雷动地，蘑菇云在大漠升起时，王德文和战友们穿着防护服冲向爆心，回收动物样本……
  
      与死神共舞，为国铸盾，没有单纯的“个人奋斗”，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词典中，只有大写的“家国”“集体”，只有加粗的“奉献”“担当”。
  
      洒尽春秋热血，写尽赤胆忠诚。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成果，把我国核、生、化伤害医学防护研究推到国际领先水平，当年与“两弹一星”一起震撼世界，同获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前前后后，研究院有数千名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投身此项研究，获奖时上台领奖的不过7人，署名也仅22人。
  
      研究院仅一个团队研制的一种药物，如今产值逾百亿，成就多家大公司。业内人士介绍说：“按照地方同行的回馈机制，他们早就身家亿万了。”科研人员不经意间也会用“亿万富翁”相互打趣，只是这个充满“含金量”的词汇，在这里只是个“说说而已”的玩笑。
  
      计利要计国家利，留名要留集体名。他们争的，是一口气。
  
      那年突发禽流感疫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向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某国外公司订购特效药物“达菲”，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以后才能供货，且供货数量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
  
      “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安全，绝不能受制于人。”研究院李松团队夜以继日奋力攻关，及时成功研制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药，一举摆脱了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树
  
      根脉相连，枝开叶散，浓荫蔽日的树冠之上，夏花似锦、秋实压枝
  
      研究脑科学的吴海涛，微信昵称“脑海”。交流中记者发现，吴海涛对于数字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各种数据信手拈来。
  
      “蔡翘教授出生于1897年，我出生于1978年；他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我的生日也是农历九月十六。”“脑海”的几组日期数字，有着奇妙的关联，“1978年，也是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成立的那一年。”
  
      吴海涛是蔡翘的“再传弟子”，其导师范明研究员恰是蔡老的关门弟子。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是吴海涛目前执掌的某研究室前身，研究方向正是从蔡翘开辟的学术领域延伸而来。
  
      对数字异常敏感的吴海涛坚信，日期的巧合中隐藏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必然。
  
      在研究院，这样的师承关系已经延续数代人。
  
      那是一个流传至今的美谈。图书馆里，一位年轻人接到朱壬葆递来的一份关于造血干细胞辐射损伤研究的国外文献，从此找到终身求索的方向。这位年轻人就是吴祖泽。
  
      多年以后，黑海之滨的国际医学会议上，已成为国际辐射研究协会首任中国理事的吴祖泽，介绍了他和同事们对急性放射病的救治工作情况，立即得到各国专家广泛关注和赞誉。
  
      他们的学生裴雪涛，仍在从事着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研究，探索着人工造血的前景，憧憬着医院不再闹“血荒”，规划着未来战场上的野战血液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