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艺术”的谋杀诊断书

•  

  

   

  侦探小说的故事开场通常是这样的：“不寻常凶杀案——今天凌晨大约三点时，圣•霍许区的居民都被一阵连续不断的可怕尖叫声惊醒，那声音显然是从莫尔格街上的一座房子四楼发出的……”“说起来多可怕！莱丝巴奈小姐的尸首，头向下，被人从烟囱里拉出来，这具尸首原来由这个狭小的窟窿里被倒插上去。尸首还十分温暖……喉咙上有一大块黝黑的瘀痕，还有深深的指甲掐印，显然是被人活生生掐死的……”

  这是1841年，美国小说家、诗人爱伦•坡（E. A. Poe）所写的短篇作品《莫尔格街谋杀案》。连同他1843年发表的《金甲虫》，1845年发表的《失窃的信函》，并称近代推理小说先声。个中的凶杀手法、犯案谜题以及解谜过程，树立了日后推理小说的原型：“如何犯罪”与“为何犯罪”。作为类型小说至为知名的形式，制谜（犯案现场）与解谜（犯案手法）俨然已成为推理小说的基础架构，纵使晚近发展出所谓“无动机杀人”的书写脉络，然而一如“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无动机杀人”同样是“为何犯罪”的一种，故而推理小说发展迄今百余年的时光，“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死亡背后的幽灵”，始终是推理小说恒常可见的书写动机。

  对于死者而言，死亡已经沦为不具意义的任何形式了，但对于生者而言，死亡却是难以承受、无以名状的抽象事物，唯有解开犯案动机，才能安慰那不断衍生的思绪：“为什么要杀人？”“如何杀？”“杀害的结果？”也因此，推理小说不单是制谜与解谜的历程，更多投射了读者亟欲探究真相的愿望，无论是死亡的方式、死亡的过程还是死亡的结果，所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纵然我们害怕死亡临身，却总在告别式上瞻仰遗容的瞬间，忍不住多看两眼，似乎唯有目睹死亡，才能忘记死亡，进而安抚那萦绕不去的、意欲揭露死亡的念头。

  正是死亡如斯难解，所以侦探小说同样如斯吊诡：既是具备小说的虚构特质（fiction），也具备了新闻报导般的审判真实（forensics）。如此一来，“死亡的过程”成为有志于创作侦探小说或编剧的说书人不得不掌握的技艺，也就是如何说服读者相信：“这样的死亡是有可能成立的。”无论是密室、移动空间抑或户外谋杀，无论金钱、性爱抑或恩怨，“罪与罚”、“罪与死”几乎成为侦探小说的一体两面，这也使得“真实的死亡”、“合理的死亡”愈发重要，尤其晚近资讯发达，侦探小说如何安排凶杀与死亡的可信度的考验也变得比以往更加严酷。

  故而《法医•尸体•解剖室2：谋杀诊断书》的作用，不单攸关医学的知识系谱，也与侦探小说创作（或广义的小说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诚如作者在前言里所说：“书中所看到的提问，有的出自曾发表多部著作的得奖作家，有的目前仍在为自己的小说寻找舞台。”换言之，这本作品承袭了作者的前一部作品《法医•尸体•解剖室：犯罪搜查216问》，都是经由问答形式，抽丝剥茧死亡的过程、状态与结果，从外伤、疾病到毒物、毒素乃至犯罪现场、尸体解剖等，问题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包括“把一个人的脸压入沸水中会发生什么事？他会怎么个死法？”、“可以从枪伤的穿入伤口判断出凶手使用灭音器吗？”、“一个装有人头的木箱在北海漂流，浸泡水中多久仍得以辨识？”……全书分为五个小辑，每个小辑其实都是侦探小说家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例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可能必须参考“用刀子杀害某人最‘仁慈’的方式为何”（出自第一小辑《外伤、疾病、医师和医院》），而《模仿犯》则需要知道“眼球转动能否透露一个人在说谎”（出自第三小辑《警察、犯罪现场和犯罪监识实验室》）。

  

   

  所以说，这是一本因应小说创作而生的“类工具书”。经由《死亡的医学历程》，读者了解到医学的知识与死亡的对应关系，而至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一本有关人体解剖与小说创作的作品，它联结了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使得理性的医学知识在被解说的同时，也发展出感性的情节，例如“1816年，医师做出何种行为会让他被逐出医界与社会”？这是一位着手撰写拿破仑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的剧作家之提问，他谈到当时医治拿破仑的是一位怀有“重大医疗疏失秘密”的医生。本书作者在解答的过程中，不仅说明了相关的知识，也提到某个医生为了取得尸体以作为解剖教学之用，聘用两个杀人者，他们原打算盗取尸体，后来演变成谋杀，而医生也因此远走他乡……这样的建议已经远超乎作为医学解释的企图，它其实也是“激发灵感”的创作形式，乃因作者本身除了是一名心脏科医师外，也是一名文学创作者，曾以《法庭与小说》获得爱伦•坡奖等，而本书的作用即是经由医学协助创作者“精心架构出更令人信服的场景或故事”，并且通过“符合科学”的医学说明，“让作家能够使用这份重新获得的认识”，从而创作出更具信服力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