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医书局与《嘉祐本草》的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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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北宋朝廷对中华医学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以九位天子为例，除了在位五年的英宗、在位一年多的钦宗，其余七位帝王都十分重视医学，尤其是太宗、仁宗、神宗和徽宗在位年间，北宋的医学成就十分突出，众多经校修后的医学典籍和新的医学成果纷纷问世。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同样以天子年号命名的一部医学典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后世又称《嘉祐本草》）在京师编修完成，成为继太祖《开宝重定本草》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官修本草。

  宋仁宗与校正医书局

  要说《嘉祐本草》，还不得不先说一说宋仁宗和他批准成立的校正医书局。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位帝王，在位时间41年（1022年～1063年）。这位仁慈宽厚、谦恭节俭、慎刑爱民的天子，在位期间曾多次与医政官商讨前代医学典籍的校勘、印刷和颁行之事。天圣年间，他与大臣们讨论医学问题时曾说：“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时集贤殿大学士张知白回答说：“古方书虽存，率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张知白的一席话引起了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下诏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等人校正《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即《黄帝八十一难经》《诸病源候论》（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均为不可多得的宋代以前的医学经典存本。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又命大学者丁度等人校订《素问》。皇佑三年（1051年），又命医家孙兆校订《外台秘要》（又名《外台秘要方》）等，为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促进医药传播做出了贡献。

  不仅如此，仁宗还命针灸学家、时任翰林医官朝散大夫的王惟一“纂集旧闻，订正讹谬”，编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并“肇颁四方，景世万代”，这是一部集宋代以前针灸学之大成的著作。天圣五年（1027年），他又诏令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即天圣针灸铜人）两具，开创了祖国医学模型的先河，是中医史上形象实物教学的重要发明；刻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仁宗为石碑亲笔题篆，与针灸铜人一并陈列于大相国寺内，“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对向大众百姓普及针灸知识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仁宗接受宰相韩琦的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订，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仁宗“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后由范镇、钱象先接任），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此后又有高保衡、孙奇、孙兆、陈检、秦宗古、朱有章等）为校正医书官。这一年，大宋专门校订中医药典籍的官方机构——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这是北宋医政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仁宗对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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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医书局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罢散，在短短的12年间，它从诏选医书官、制订编校计划、确定编校原则到布置编校任务，有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它集中了当时精通医学的儒臣和太医，有计划地对宋代尚存的唐代以前医学典籍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考证、校勘，“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并经过雕版印刷而颁行全国。所校医书选本精当，有《素问》《针灸甲乙经》《本草图经》《脉经》《伤寒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论》《外台秘要方》等医学典籍11部。自此，北宋官刻雕版医书逐渐达到鼎盛时期，所校中医典籍成为此后中华医学古籍的定本，为保存和传承中华医学文献、促进中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人君，止于仁。”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这位开创了北宋“仁宗盛治”的一代明主，其治国功业从他对医学的重视和在位期间的医学成就中可见一斑。无怪乎南宋学者陈振孙曾在其《直斋书录题解》一书中感慨：“大凡医书之行于世，皆仁庙朝所校订也……呜呼，圣朝仁民之意溥矣。”

  掌禹锡等人与《嘉祐本草》的编修

  校正医书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编修《嘉祐本草》。在该书的编修团队中，掌禹锡（生卒年不详），字唐卿，许州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真宗天禧年间进士，曾任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时为太常少卿。他博学多闻，喜欢藏书，既是地理学家，又精通医学。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仁宗庆历年间进士，杰出的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时任殿中丞馆阁校勘。林亿（生卒年、籍贯不详），精通医学，时为员外郎秘阁校理。张洞（生卒年不详），字仲通，开封祥符人，仁宗年间进士，时为殿中丞秘阁校理。他们均为校正医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