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广东卫生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邹俐爱

• 明明是个常见病，医生开的化验单却要从头“验”到脚；仅仅是普通治疗，患者却总想去大城市、三甲医院……这些你听说过甚至正在亲身经历的事，表面上看是医院的运营方式和患者的自我选择，但它们背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高企不下的医疗费用。

  高额医疗费用，对患者而言无疑是增加了经济负担，但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些也对国家的医保基金造成“伤害”。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限的医保基金总量与民众对健康医疗消费的需求及医院收入驱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如何用有限的医保资金解决大众的看病问题，是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要做的“平衡术”，而这个“平衡术”的工具之一就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

  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了30个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

  不仅是DRG付费，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越来越多的省份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新医改以来的诸多政策都聚焦于医疗卫生费用控制。从近几年来看，尽管我国卫生总费用仍呈现增长态势，但涨幅已趋于放缓。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57998.3亿元，较2017年的52598.3亿元同比增长10.3%，但增幅下降了3.2个百分点。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医疗费用增长？成本管控给公立医院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挑战？医疗费用的控制是否意味着治疗水平的下降？DRG付费方式将对医疗控费发挥哪些作用？

  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第二届广东卫生经济发展论坛上专访了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卫生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研究员邹俐爱。

  医疗费用增长并不全是坏事

  NBD：您如何看待我国近年来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情况？

  邹俐爱：根据诺奖获得者的研究，于全球而言，医疗费用是会一直增长的，这是不可逆的。这是由于医疗费用增长中，包含合理增长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盲目控制不符合经济增长规律。

  当然，不合理的增长应当被控制。所以控费要控的是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有20%~40%的医疗资源是浪费的。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医疗资源的浪费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成本、患者成本、医院成本的增加。所以，控费的重点在于控制这些不合理的、无效的医疗费用的增长。

  NBD：在您看来，除了不合理增长外，有哪些因素导致医疗费用的增长？

  邹俐爱：医疗费用增加并不全是坏事。医疗技术的创新发展，会带来医疗价格的变化。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疾病的发生率和发生程度近些年也在变化，这都会影响医疗费用的变化。

  此外，经济发展带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会影响医疗费用的增长。例如，过去我国的保障制度尚未完善，有些老百姓经济条件不够，可能就先拖着不去看病。但是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也让许多人看得起病了，包括现在也在推动把高血压和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这样会有更多人去关注自己的慢性病问题。

  同时，个人收入的变化、经济能力的变化，也会让老百姓看病地点发生改变。例如，经济能力好的人，更愿意去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而三级医院的收费标准往往高于二级与一级医院。

  控费压力考验医院成本管理能力

  NBD：如何看待及评价近些年来我国控制医疗药品费用的力度与发展趋势？

  邹俐爱：从医院层面成本管控来看，为了降低医疗费用，我国近些年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包括取消药品加成、取消耗材加成、降低检查检验价格、按病种分值付费等，这些改革都对医院的收入和收入结构、病人的费用和费用结构会有影响。

  例如，广东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在总额控制的情况下，既能够实现医保不穿底，又能够实现费用控制。再比如目前30个城市试点DRG付费，既能够实现医疗费用控制，同时还能够提升医院的绩效评价管理。

  还需注意的是，在控费上，不仅是要控医院的终端环节，也要控制中间的流通环节，比如药价虚高的问题等。所以说，控制医疗费用不仅仅是医院的责任，要考虑到多方影响因素下的价格形成机制，譬如“4+7”带量采购试点、GPO药品采购等政策的实施也对控费起到作用。在降低医疗费用总成本方面，需要多方共同探索推进。

  NBD：您如何看待目前公立医院的成本管控压力？